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经中共中央军委的两次严格审议，36位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的名录终于得以确立。在这36位杰出的革命先驱中，众多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了传奇。他们不仅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元帅与上将，更象征着共和国的辉煌与荣耀。其中，有8位烈士在战争岁月中英勇献身，为国捐躯，如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等，他们的名字深植人心。而那些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职位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等，或许对一些人来说，依旧显得较为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英年早逝，不幸成为了“错杀”的牺牲品。
被误杀的烈士，若干英勇之士在鄂豫皖的红色土地上，不幸沦为张国焘“误判”的牺牲品；而另一些英雄，则在湘鄂西地区，遭遇了夏曦的“误杀”。
灾难降临根据地
受“左倾”中央的派遣，奔赴苏区推行“左倾”政策，对异己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张国焘可谓是这一政策的首当其冲。
张国焘启动“肃反”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是为了巩固党的基础、加强军队与苏区的控制，而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其个人独裁统治的稳固地位。他企图对一切可能对其个人统治构成障碍的“异己分子”进行打压，从而将保卫局转变为实现其个人独裁统治的有力助手。《反对张国焘路线》正如何干之在其著作《张国焘路线与党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深刻剖析的那样：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期间，极刑曾降临于部分人身上，总计涉及两万余人。固然，其中不乏地主、富农和豪绅等剥削阶级成员，然而，绝大多数受害者却是无辜的农民。肃反的对象还包括了来自敌对区域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那些从敌占区或敌军阵营过来的个体，无论他们选择起义、投诚，抑或不幸被俘，无论他们是否涉嫌反革命活动，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
1931年9月，位于河南省光山县的白雀园，鄂豫皖苏区之地，接连上演了令人痛心的悲剧。众多红军的高级将领，因“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所谓的“整肃”与“误杀”。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回忆录中，他悲愤地记载道：“在这近三个月的‘肃反’运动中，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战士惨遭夺命，其中团级以上干部被捕或遇害的比例竟高达六七成。”
此情形甚至蔓延至徐向前之妻程训宣。与此同时，朱德之兄，身兼村苏维埃主席之任，亦不幸“误陷杀身之祸”。
邝继勋“特科”名将逝世
邝继勋，出生于1897年，不幸于1933年离世，系贵州籍贯。其一生功勋卓著，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四军军长等要职，并担任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第二十五军军长之重任。
邝继勋早年加入川军，由士兵逐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在四川蓬溪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挥。此后他还有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
邝继勋年少时，父亲就教他使拳弄棒、强身健体，后来又当兵，作战英勇，精通各样兵器。加入共产党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位难得的“双肩挑”的将帅。也是因为他的这一特点，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破坏之际，周恩来等人为新成立的“特科”挑选可靠、精干的成员时，邝继勋自然是合适人选，从四川被调至上海，担任特殊工作。
初涉这片土地，邝继勋肩负着沉甸甸的重任，却未曾辜负众人的期待。他武艺非凡，双手握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被誉为“神枪手”。更为难得的是，他拥有地下工作的杰出才能，勇敢机智，胆识非凡，思维缜密。其外貌也与出入豪门的上流人士颇为相似，因此在上海游刃有余，屡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任务。其中最为精彩的，便是那次——击毙了恶贯满盈的白鑫。（源自黄埔军校，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英勇战士，亲身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壮举。此后，他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军委秘书一职。然而，在背叛的阴影笼罩下，他竟出卖了军委会议的机密，地点与时间，致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四位同志不幸被捕。幸亏周恩来同志因病未能与会，这才得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传言此消息令当时上海滩的“黑道龙头”，曾协助蒋介石在上海执行“清共”任务的黄金荣，惊恐至极，以至于他一度蛰居于自家的宅邸之中，不敢轻易外出抛头露面。
邝继勋继而投身于兵运事业。1930年之初，他被委以重任，前往苏区，担任红六军军长之职，自此屡建战功。翌年，他晋升为红四军军长，屡次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阴谋，成功将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
抵达鄂豫皖地区后，张国焘迅速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期间，邝继勋继续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四军军长的要职。但鉴于邝继勋对张国焘所推行的“左倾”政策持有异议并予以抵制，不久之后，他的军长职位被撤销，转而担任红十三师师长。随后，他被派往皖西，负责创建红二十五军，并身兼军长与独立师师长的双重职务。
长征伊始，邝继勋与曾中生、余笃山等密谋策划，商议派遣使者赴中央，旨在揭露张国焘的错误举措，并敦促中央迅速采取措施予以纠正。随后，计划略有变动，决定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传达众人的心声，此举最终促使张国焘召集师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在本次会议上，邝继勋对张国焘展开了一场直面且尖锐的批评，此行为激起了张的极大愤慨。
步入川北广袤的土地，邝继勋肩负起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为削弱敌军势力，他巧妙地提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作为战略，并向昔日的同僚、曾隶属于军阀麾下的旧部发出劝告，希望他们能够支持红军，共同促成起义。然而，这一策略却成为了张国焘借机铲除异己的契机。他疯狂地对邝继勋进行报复，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将他拘捕，并于1933年6月在通江秘密将其杀害。
直至1937年，随着延安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揭露与批判，邝继勋那久悬未解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在何福圣的著作《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自述》中，前张国焘的贴身护卫队长揭露了张国焘对邝继勋实施诬陷与处决的全过程。他指出，在红军内部，通过操控军阀之间的矛盾，秘密进行与敌方高层的通信与会面并非鲜见。张国焘曾伪善地向邝继勋提议：“我给田颂尧的信似乎效果不佳，你曾在川军担任旅长，与众多同袍旧友关系匪浅，不妨也给他们写信。即便无法说服他们反戈一击，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亦不失为良策。”遵照这一指示，邝继勋向他的川军旧友——师长罗泽洲与旅长谢德堪致信，然而，接下来的情节却令人唏嘘不已。两封私密信件意外地落入张国焘手中，立刻变成了邝继勋通敌叛国的“铁的证物”。
何福圣的笔触细腻地勾勒出邝继勋人生舞台上最为悲壮的一幕——那是一场他无辜遭受的惨烈杀害。张国焘派遣黄超前来执行这一残酷任务，当时“夜色深沉”，关帝庙，这座关押政治要犯的孤寂监狱，孤立无援地矗立在空旷的场地上。监狱负责人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处决邝继勋的方式，随即引领我们与早已准备就绪的执行队伍一同步入东厢房。在昏暗的马灯微弱的光线中，我一眼便捕捉到了被囚禁在木栅栏内的邝继勋。他未戴军帽，长发如荒野杂草般凌乱，身上仅穿着一件破旧的深蓝色军装，领章缺失，空荡荡地覆盖在他瘦弱的身躯上……
遵从张国焘的指令，曾中生与余笃三一度被囚禁于保卫局监狱，而今，他们亦被迁至此地。遗憾的是，余笃三的生命之光仅比邝继勋多闪耀了五日。
曾中生死，号“候补元帅”。
若称曾中生（1900～1935）为“候补元帅”，实至名归。他不仅是一位历经沙场、为建立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将领，更是一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在苏联深造军事理论的杰出军事理论家。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曾中生专注于军事研究，创作了诸多军事著作，包括《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对红军作战经验的宝贵总结，最终集结成《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一书，流传于世。
当年一起工作时，机敏的张国焘亦不禁对曾中生的军事才华肃然起敬，遂将他的著作定为红四方面军指挥官们必修的教材。曾中生同志，一位兼具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红军领袖，堪称共产主义战士中的杰出代表。他忠诚于党，待人坦诚直率，思维敏捷，身上始终散发着革命战士的战斗热情与无穷力量。
（一段插曲：在曾中生投身地下，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岁月里，他与一位名叫黄书莲的女同志在南京并肩奋斗，共同推进兵运工作。不久，他们一同被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并在那里孕育了深厚的感情，最终喜结连理。婚后，曾中生被调任鄂豫皖地区，而他的新娘则留在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黄书莲起初负责“交通”工作，后来又担任了闸北区女工部长的重任。抗战爆发后，黄书莲更名为黄杰，远赴延安。然而，她悲痛地得知丈夫曾中生不幸英勇牺牲。此后，她与张国焘杀害的妻子的遗孀徐向前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早年从军，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中生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他很早就对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有所认识，也阅读过毛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两人虽处不同地方，思想却是相通的。
1930年，曾中生肩负着重大使命，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随后，他转赴上海，投身中央机关的工作。六届三中全会圆满结束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此后，他相继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政治委员以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要职。
曾中生，一位卓越的领导与指挥英才，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巧妙地掌控了根据地的战局，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发动的首次“围剿”。此后，他荣耀地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及军委主席的重要职务。不仅如此，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他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在短短的时间内，鄂豫皖地区迅速崛起，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人口数量高达250万，仅次于中央苏区。
随着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踏入鄂豫皖地区，局势顿时发生了显著转变。
秉承王明中央的指令，张国焘肩负起对苏区党和红军进行“改造”的重任。于是，中共鄂豫皖特委被撤销，随即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全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自然而然地担任了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而曾中生则仅被任命为红四军的政治委员。在此之后，张国焘致力于推动红军和根据地的“根本转变”，热衷于推广所谓的“左倾”和“新政策”，特别专注于抵制“立三路线的残余势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反对调和路线和党内和平主义倾向”。这一系列反对行动最终聚焦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的身上。（曾历任红一军军长，继任红十二师师长，同时兼任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一职。）人们之所以对他们抱以崇敬，关键在于他们敢于对张国焘的错误决策提出质疑，尤其是在红军对外拓展的战略路线和兵力部署等核心问题上，他们的分歧愈发鲜明。
张国焘要指挥部队打安庆乃至南京，曾、许则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来牵制敌人。根据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谁对谁错，这是不难看清楚的，然而张国焘认为这是反对中央。张还指责许继慎等“保持军阀和土匪的习气”，结果他势大压众，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并且依靠红军将士的顽强战斗力攻克了英山城。
休整期间，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山、周维炯等同志深入剖析了敌我态势，愈发意识到张国焘的作战方案过于冒险。他们当机立断，调整了既定的作战方针，一边向中央分局呈递意见，一边不失时机地率领部队向南推进。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在曾中生等人的英明指挥下，红四军迅速开辟并恢复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广大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实力，有效牵制了敌军，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应获得表彰的战功，却难以平息张国焘内心的疑虑。在信函中，对曾中生等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指控，指责他们“违背了分局的指令”，“重蹈了立三路线的覆辙”。面对这些指控，曾中生等同志一方面联名向中央政府提交了申诉，另一方面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对张国焘的来信进行深入讨论，以期辨明真相，最终确立红四军的行动方向。不难想象，正是这一举动激怒了张国焘，他立下坚定的决心，誓要将曾中生等人置于绝境。
血雨腥风随之席卷而来。张国焘对红四军发起了“肃反”运动，剥夺了曾中生政委的职务，而由陈昌浩接任。随后，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志被捕。在白雀园，一场如同暴风雨般的镇压再次上演，许继慎等人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遍体鳞伤，被抬入审讯室。张国焘亲自主持审讯，蛮横地拒绝他们进行任何辩解。在所谓的“公审”结束后，他残忍地秘密处决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
鉴于曾中生享有盛誉，张国焘不敢轻易采取行动，遂以“损害红军内部党的威信”、“违背中央分局的指令”以及“纵容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等罪名，将他调离部队进行审查。此举亦获得了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央的认同与支持。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正式宣告成立，与之同步，独立师亦应运而生。在众多指战员的强烈呼吁下，张国焘最终不得不委派曾中生担任独立师师长。自此，该部队战功赫赫。然而，不久后，张国焘在反“围剿”的战役中遭遇挫折，遂计划西撤。到了1932年12月的小河口会议，曾中生对张国焘擅自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决定，以及毫无目标与计划的撤退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言辞，道出了众人心中积久的忧虑。
据原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干部祁德林的回忆记载：“在那日，曾中生显露出了超常的胆识。他直面党内无人敢触的霸王张国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展开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在此之前，张国焘素来傲慢无礼，此时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表面上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虚伪地宣称将强化集体领导，同时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
实际上，张国焘对曾中生始终怀有深仇大恨，暗中密谋，意图尽快将其铲除。在红四方面军于川陕根据地大力拓展之际，曾中生协助总指挥徐向前屡建奇功，而张国焘却暗中密谋，准备对曾中生进行秋后算账。正当红四方面军处于巅峰状态，张国焘宛如磨刀霍霍，蓄势待发，意图一举下手。曾中生曾不幸遭受邝继勋、余笃三的暗算，并被软禁。廖承志同样未能幸免于难。此后，曾中生孤立无援，终被拘押，并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迫使他在所谓的“自首书”中交代小河口会议及鄂豫皖时期的所谓“错误”。自那时起，曾中生便陷入了漫长的监禁生涯。
曾中生，一位意志坚定的战士。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他潜心回顾了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以及入川征途中的每一场战役，全神贯注地创作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部军事巨著，该作品亦成为其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据说毛泽东曾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询及曾中生，言辞中颇有关切之意，对此张含糊其词，只诡称曾的身体不好，还在后方休养云云。狱中的曾中生获悉后，兴奋地上书中央，郑重地表达了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自己的要求，并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据说当时的党中央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于是提出释放曾的要求。张国焘害怕了，他扣押了曾中生的上书，同时也拒绝党中央派人与曾见面的要求。
“曾中生已经逃逸！他竟向敌方投降！火速展开追捕行动！”话音刚落，他故作姿态，派遣了一队人马上山四处展开搜寻。
曾中生逝世的消息，被张国焘严格封锁。半年后，中共中央抵达陕北，特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身份，经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向张国焘发送电报，明确指出：“在鄂豫皖地区的肃反行动中，出现了诸多左倾错误，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同时，电报严令张国焘“务必确保曾中生的生命安全，并给予其优待”，并恳切请求他保全廖承志的性命。凭借其卓越的绘画技艺，廖承志成功有效地开展了宣传工作，这不仅保障了他的生命安全——作者注。
胡底，龙潭三杰之一，去世。
胡底，中共烈士，遇害于张国焘。
胡底，被誉为中共“龙潭三杰”的杰出成员之一，早年便与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在上海及天津等地开展了秘密的地下斗争。随后，他转战苏区根据地，历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察部长以及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长等要职。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胡底更是荣获红军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之职。
李克农感慨：“三杰”，钱壮飞在长征的漫漫征程中不幸陨落，胡底亦在同一旅途中走到了生命的尽途。遗憾的是，尽管胡底年纪尚轻，他的文采独步一时，才华横溢，令人叹惋。（被誉为“三杰”的他们，曾投身于红军的演剧队与宣传队，不仅才情出众，擅长编剧与表演，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等同仁更是团结一心，携手创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
胡底年仅30岁而死，真是可惜。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与张国焘发生了争论，最后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头北上。胡底随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行动。兵至阿坝，张国焘突然下令全军以及受到裹胁的右路军的一部南下，从而与毛泽东和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形成分裂之势。
胡底对此深感愤懑，遂在行军途中公开发表了其不满之情。张国焘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不仅将胡底冠以“反革命”的罪名，更诬指“三杰”为“国民党特务”。钱壮飞牺牲，李克农在右路。张国焘降低胡底待遇。（免乘马及勤务兵）使其病中行军，严控。
最终，队伍抵达了位于松岗地区的草地，即如今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一处隐蔽的角落，张国焘下达了处决胡底的命令，许克坚亦随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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